伊犁州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分析

收入差距历来是古今中外最受社会关注的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亦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所谓收入差距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居民在获得收入数量上所存在的差别。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之间具有内在联系，而其表现形式则多种多样，其中城乡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分配不平衡是其重要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州直城乡居民收入呈现较快增长态势，居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比较突出，城乡居民收入的结构性矛盾仍然较为突出，严重制约了需求的增长，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州直城乡居民收入情况及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分析

(一)城乡居民总体收入变动状况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州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逐年稳步提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速与同期人均GDP增速趋势基本相同。地区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5.63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939.85亿元,增长65.7倍，年均增长11.1%。人均生产总值也大幅提升,由1978年的394元提高到2018年的33592元，增长33倍，年均增长9.2%。在经济整体水平提高的同时,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81年的341元增加到2018年的30218元,增加额为29877元，比1981年增长了87.6倍,年均增长12.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由1978的110元增加到2018年的13212元,增加额为13102元，增长了119.1倍，年均增长12.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呈较快增长态势。1981-2018年38年间，有17个年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2个年份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持平。从数据显示可以看出，州直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和社会经济同步协调发展。

（二）城乡收入差距发展阶段分析

收入分配影响生产效率、民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稳定。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是一个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居民之间不存在所谓的收入差距问题。从州直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居民收入数据变动轨迹来看，州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呈现先缩小再扩大的态势，可以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见表1）。

1、第一阶段：从1981年-1984年，州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阶段。这一阶段，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1年的341元提高到1984年的399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7元提高到296元。州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2.04下降到1.35。这一时期，由于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长期受到压抑的生产力得到解放，使农村经济得到了提高，收入水平随之增加。而此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处于起步阶段，城镇的发展速度慢于农村，相对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态势，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

2、第二阶段：1985年-1995年，州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经历第一个波峰稍有下降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入到虽有起伏波动但整体较快增长阶段。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5年到1995年由654元增加到3397元，而农村居民收入从1985年到1995年由394元增加到1125元，城乡收入比由1985年的1.66跃升至1995年的3.02。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峰值。这一时期，农村改革获得成就以后，改革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政府加快了城市改革的步伐，1986年体制改革开始在城镇推行，国有企业扩大经营自主权、扩大利润留存等改革措施，使得城镇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同时国家出台一系列保护非国有经济的政策法规，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个体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居民收入总体快速增长。这期间除个别年份外，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普遍高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3、第三阶段：1996年-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阶段。这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均较前一时期下降明显，进入一个较为缓慢的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6年到2000年由3756元增长到6656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6年到2000年由1303元增长到3195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96年的2.88下降到2005年的2.08。这一时期，由于农副产品有价格上涨及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使农产品市场更加开放，农民收入得到提高。但也由于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科技含量低、财政支农能力有限、产供销脱节等多方面原因，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乏力，收入增速波动也十分明显，增收到了困难阶段。同时，中国进入了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阶段，积极实施结构调整，推行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城镇居民收入持续增加，但增长幅度波动较大。这一阶段，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普遍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逐渐缩小并略有起伏波动的趋势。

4、第四阶段：2006年-2018年，这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基本呈现同步较快增长，但多数年份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农村居民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6年到2018年由7114元增长到30218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6年到2018年由3165元增长到13212元。城乡收入比总体保持稳定态势。大体在2.2—2.5之间波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稳农惠农政策大力实施，自治州也启动实施多项惠民工程，加快推进就业转移，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增收；大力实施教育惠民政策，使农民教育支出负担减轻；加快实施医疗惠民政策，有效解决农民因病返贫；重点实施扶贫惠民项目，农民增收较快；持续推进安居惠民工程，农民安居乐业更有保障。自治州坚持把本级财政支出和对口援疆资金的大部分用于保障改善民生，各项民生工程有序推进，农民稳定增收得到有力保障。

表1：1978-2018年州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及差距变动情况

                                       注：因州直城镇居民收入最早数据为1981年开始，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比从1981年起。

（三）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分析

恩格尔系数能反映一个家庭的消费结构是否合理，它能明确地评价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恩格尔系数是食物支出占总支出的百分比，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城乡差距，其经济意义为：若一个家庭的总收入很少，则意味着这个家庭用于生活必需的食物支出金额，在家庭总支出金额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逐渐增加，在家庭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就会变小，恩格尔系数就越小。因此，恩格尔系数是一个表示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指标。2000年州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农村为51.2%，2018年州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比2000年降低18.3和26.4个百分点，说明城乡居民生活越来越富足。州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2000年首次低于40%（恩格尔系数在30%-40%代表富裕水平），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在2001年起低于50%（恩格尔系数在40%-50%代表生活水平进入小康），此后两者差距逐年缩小。

（四）各县市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从2014-2018年州直各县市城乡收入变化来看，各县市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均呈逐年扩大态势，城乡收入相对差距也持续扩大。至2018年，各县市城乡收入相对差距除察布查尔县在2以内之外，其他各县市均扩大到2以上（见表2、表3）。

表2：2014-2018年州直各县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表3：2018年州直分县市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差距

（五）城乡居民收入结构性差异特征分析

1、工资性收入差距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最大因素。工资性收入一直以来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体。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加，近年来，工资性收入逐步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体，2018年农村居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达到35.8%，比2005年提高30.8个百分点。但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绝对数差异仍是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最大部分，农村居民虽然也获得较高比重的工资性收入，但其工资性收入多为外出务工所得，其人均工资收入低主要源于农村居民普遍文化程度较低，从事的大多是体力劳动，再加上就业信息渠道狭窄导致收入较低。从2005年以来的数据来看，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比重呈下降趋势，但基本保持在60%以上，是可支配收入最主要来源。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虽然快速增长，在农村居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明显，但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绝对差距与相对差距仍然呈明显的扩大趋势，收入分配以及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导致城乡居民获得收入的层次相差甚远。

2、农民经营净收入比重下降明显。四大收入结构中，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一直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是由城乡居民不同的职业性质决定的，因此农民经营收入的增长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得十分突出。由于农村居民经营收入主要以传统的农业收入为主，近年来增长缓慢，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比重明显下降，但仍然是农民可支配收入最主要的来源，2018年其占比仍在农民收入总量的50%以上，城镇居民经营净收入稳定增长，2018年占比达到18%。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增长动力不足，占比持续下降，再加上农村二、三产业经营发展不充分，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明显不利。

3、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均较低。财产性收入属于非生产性收入。由于财产增值渠道单一，城乡居民财产收入占比均较低。2018年州直城镇居民财产收入占比5.7%，农村居民占比仅为1.9%，城乡居民财产净收入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都有所扩大，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是农村居民的6.7倍，农村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仅有260元。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增长主要在于城镇居民相对信息渠道更广，理财意识更强及来源于出租房屋等；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理财渠道窄，财产性收入主要依赖土地流转租金收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较弱。

4、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占比显著提高。近年来，由于财政支出不断向民生领域倾斜，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快速增长，占比显著提高，由2005年的2.8%上升至2018年的11.8%。随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城乡居民转移净收入差距逐步缩小，但2018年差距仍在3以上。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表层看是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城镇居民的速度，但从根本原因来看是由于社会基础资源在城乡间的分配不均所造成的，也就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

所谓二元经济结构,就是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国家对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市民和农民实行不同的经济政策，国家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长期向城市、工业、市民倾斜，户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就业等方面的二元体制分割，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壁垒”，造成了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等的不平等，使得具有城市户籍的居民在就业、收入、养老、社会福利、子女上学等方面都享有优惠待遇，而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民则被限制在土地上，生产方式、生活环境、就业条件等各方面远不及城镇居民。二元结构还导致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农村完善、财政支出等其他政策方面城市长期优于农村、城市金融市场发展深入而农村受到抑制、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以及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远高于农村居民，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扩大。

（二）城镇化发展滞后影响

城镇化发展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农民非农化和城市化发展滞后，阻碍了农民身份的转变，农民虽然能在城镇务工，但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的福利，使其务工收入充满不确定性，不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同时由于经济发展滞后，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不足，导致整体上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比较明显，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十分困难，使得农村生产效率低下，收入不能得到明显提升，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三）农村劳动力素质水平低制约影响

农村因教育水平落后，导致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于城镇。低素质意味着在择业时会受到比较大的限制，极大地影响了其在城市的就业，在就业时存在区域范围小、行业单一、时间短等特点，只能从事一些体力劳动，很难获得收入水平较高且相对稳定的工作，这也成为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前州直整体教育水平和质量仍亟待提高，主要是语言文化方面的因素。少数民族国语教育总体上与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差距依然较大，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村居民由于语言不通、文化程度低、缺乏专业技能以及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原因导致劳动力转移十分困难，影响农民收入水平增长。

（四）农业产业的自然属性影响

农业产业的自然属性与城市以及城市工业之间所存在的自然差异,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以及不断扩大的自然因素。其中城乡产业特性的差异、城乡不同的聚居方式、城乡之间区位的差异等方面,导致了城乡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即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远远低于城市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从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并进一步扩大。从城乡产业特性的差异来看，一方面农村居民人均占有的土地资源很有限,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保障,不可能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再由于农业本身具有周期性波动大、农产品的收成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所处的自然环境,市场需求不足、受自然灾害影响等特点，其不确定因素多，容易造成农民收入不稳定。如土地肥沃贫瘠度,雨水的充沛度,是否有利于农作物的耕种,其中旱灾、雪灾、病虫害特别是伊犁河谷几乎每年春季的倒春寒等自然灾害更是极大地影响到农作物的产出,从而严重制约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农业与非农产业相比，比较利益低下，农业中的资金和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快速流向非农产业，使得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再加上农产品具有收入需求弹性小、不耐储运等特点,注定了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农业增长必然要慢于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二、三产业又主要集中在城市。由于产业特性的差异性，导致农民经营收入增长乏力，农民与非农业就业者的收入差距拉大。从城乡不同的社会聚居方式及区位差异来看，农村虽然有多种产业发展，但农业仍占经济结构中的主要地位，是其与城市区别的一大特征。由于农业经济的粗放性分散性特征和城市经济集约性积聚性的特征,使得整个社会的资金、人力、技术、信息、教育等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不断地由农村向城市集中,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资源分布方式，农村地区难以组建完善产业链以节约成本，与城市产业发展相比差距明显。城镇居民在产业集聚中获得的不仅仅是工资性收入，还有因产业集聚带来的相关行业的收入，如住宿餐饮、批发零售等第三产业经营收入以及土地房屋租金上涨等财产性收入，而农村居民则只能以进城务工的方式分享微薄的收益。当前，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来源是农业生产经营收入，近年来，虽然兴起了特色农业产业集聚发展，但由于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科技水平低，资金投入不足，自然资源差异性大且分布不均，产业带动农民增收效应还不明显。因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因城镇居民收入速度快于农村居民而继续扩大。

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分析

（一）统筹推进城乡改革，提高农村管理和服务水平，促进城乡管理服务一体化

一是要逐步完善实行城乡一体的行政管理体制，促进规划、建设、城管、环保等部门职能进一步向农村延伸，强化对农村的管理与服务。二是要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彻底打破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界限，促进城乡人口的相互渗透和流动市场化，让更多的农村居民能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果实，为广大农村居民就业形式的多样性，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扫除制度障碍。三是要构筑城乡一体的就业管理服务体系，统筹城乡劳动力资源与就业，统一管理体制，统一管理城乡间劳动力市场，统一就业政策，通过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促进劳动力转移的市场化，让劳动力资源在城乡配置上趋于合理，减少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和农民工受歧视现象，允许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平等竞争，给农民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和施展才能的机会，让农民在城乡市场化流动中安居乐业。四是要充分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和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五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资源的作用，使农村土地不被闲置、撂荒，让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农民获得合理的收益。这样既保护农民获得合理的收益，又利于集约经营，也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农业效益提高。六是要构筑城乡一体的商贸服务流通网，引导超市等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发展农村社区服务业，开拓农村市场，方便农民生产生活，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

(二)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发达国家的经验，劳动力总的变化趋势是：首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随后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农业领域的就业量减少，非农产业的就业量增加。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大规模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才是提高农民收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各小城镇再根据自身不同的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将其发展成为交通便利、设施配套、特色鲜明，能够对农村经济具有一定辐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型城镇。

（三）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加快产业发展，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根据伊犁河谷耕地少、山地多，自然环境优美的特点，必须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一是要统一进行规划，以村或乡镇为基础大力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鼓励农民通过合作与联合方式发展规模种养业、农产品加工和农村服务业，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二是完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加强现代化农业建设，大力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加快土地流转，引导农户由分散经营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变，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专业化程度。通过转变农业发展模式，实现农业规模经营，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三是引导农民以市场为导向优化种植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科学化水平，降低和缓解生产成本上涨的冲击，提高生产效率。四是推动农产品加工转化，加快产业发展，逐步形成全产业链，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产业链延伸增值。五是重视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创意农业、养生农业，拓展农业增效空间。

（四）依托乡村旅游，扩宽增收渠道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目前州直旅游业发展如火如荼，逐步形成了景区景点、农业采摘、文化风俗、农家乐等多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旅游相关产业已经成为推动州直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同时，重点强化各个旅游区域的协同发展，以点连线，以线成面，将更多的乡村纳入到旅游发展规划中。加快建设美丽乡村、特色小镇，改善乡村旅游环境，提升乡村旅游品质。推出风情民宿、休闲农场、疗养基地、乡村度假基地等旅游产品，不断促进旅游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一方面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地解决就业，提高工资水平；一方面还可以增加第三产业经营收入，提高经营收入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拉动作用。

（五）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农村劳动力竞争优势

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素质,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经济差距的关键因素在于教育。要大力加强对农村教育事业的投入，改善农村教育的基础设施，提高农村教育的教育水平，增加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提高农村从业者的文化素质。同时，建立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在内的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为劳动者提供完善的就业政策咨询；建立农村劳动力教育与转移机制，加大农民工就业培训力度，突出抓好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培训，丰富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模式，不断提高劳动力转移及就业能力，真正使得外出务工农民有一技之长，同时不断创新劳务输出工作机制，完善服务和管理体系，扩大劳务输出规模，引导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向二三产业转移、向兵团转移、向内地转移，通过外出务工实现促进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